坚持依法治理民族事务 □ 常安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指出，“必须坚持依法治理民族事务，推进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民族事务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坚持依法治理民族事务，推进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需要推动形成更加完备的民族工作法律法规体系，以科学的立法体系、严格的执法过程、公正的司法裁决作保障。 以宪法为根本准则。我们党高度重视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宪法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确立了以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区域自治、各民族共同繁荣为主要内容的民族理论政策基本框架，为依法治理民族事务提供了宪法基础。2018年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被正式载入宪法；团结海内外一切“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爱国者”共同建设伟大祖国，也成为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的宪法共识。现行宪法的其他相关条款，也对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团结、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等作了强调。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法律权威、法律效力，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依法治理民族事务，必须以宪法为根本活动准则，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 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们党的伟大创举。以宪法为核心、以民族区域自治法为主干的民族工作法律法规体系，在维护国家统一、领土完整，加强民族平等团结、促进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等方面，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必须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确保党中央政令畅通，确保国家法律法规实施，支持各民族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发展、共同富裕。 建立更为完备的法律体系。以全面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为例，要加强对红色文化资源的立法保护，发挥红色文化资源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的积极作用；大力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通过立法明确语言文字工作基本原则，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在提高各族人民科学文化水平、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同时进一步彰显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作为国家主权标志、各民族共有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形象的象征功能；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贯穿到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文物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等文化领域立法之中，为增强各族群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夯实法治基础。 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地方立法工作。在民族工作法律法规体系中，地方立法位阶最低，却承担着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提供法治保障的基础作用。民族工作的地方立法，必须坚持以宪法为根本，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为根本遵循，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主线，及时稳慎地调整完善有关法律法规，全面维护宪法权威和国家法治统一，将保障各民族合法权益、维护民族团结的各项要求融入国家整个法治体系之中。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的地方立法必须从立法指导思路、具体立法文本、民族团结进步创建载体等方面，确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线地位，为相关工作的开展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 运用法治思维处理民族事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依法保障各族群众合法权益，依法妥善处理涉民族因素的案事件，依法打击各类违法犯罪行为，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要全面贯彻这一重要指示，运用法治思维处理民族事务、推动民族工作，从法治层面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坚实保障。法令行则国治，法令弛则国乱。只有树立对法律的信仰，各族群众自觉按法律办事，民族团结才有保障，民族关系才会牢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谁都没有超越法律的特权，要用法律保障民族团结。要立足实际，以公平公正为原则，突出区域化和精准性，更多针对特定地区、特殊问题、特别事项制定实施差别化区域支持政策。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决防范民族领域重大风险隐患。要守住意识形态阵地，积极稳妥处理涉民族因素的意识形态问题，持续肃清民族分裂、宗教极端思想流毒。我们要深刻认识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对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可能遇到的艰难险阻、风险隐患，必须从法治层面充分做好准备、未雨绸缪，夯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法治基础。要全面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贯彻落实国家安全法，健全国家安全法律制度体系，健全维护国家安全的机构和执行机制，强化国家安全执法力量，加强国家安全执法工作，严厉打击破坏国家统一、危害国家安全、煽动民族分裂、组织策划实施恐怖活动等行为，切实提升防范化解风险能力。 （作者系西北政法大学人权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陕西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法治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研究中心”主任）

西北政法大学始终把提高教师思想政治素质和职业道德水平放在教师队伍建设首位，全面加强和改进师德师风建设，着力建设一支政治素质过硬、业务能力精湛、育人水平高超的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教师队伍。 ——聚焦顶层设计，提升师德建设能力。该校高度重视教师师德师风建设工作，压紧压实领导责任，明确校党委书记和校长为学校师德师风建设第一责任人。成立学校师德建设委员会、党委教师工作部、各二级学院（部）师德建设工作组，形成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职能部门统筹、各部门分工合作、学院主体负责、教师自我约束的师德师风建设机制。制定了《西北政法大学教师师德考核办法》《关于加强青年教师队伍建设的若干措施》《西北政法大学教师职业行为负面清单及师德失范行为处理办法》，构建起教育、宣传、考核、监督、激励、惩处相结合的师德建设长效机制。 ——聚焦教师发展，提升教师综合素质。该校始终坚持思想铸魂，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教师头脑，建立和完善了教师政治理论学习制度，定期开展政治理论轮训，多举措扎实开展“四史”学习教育，充分利用学校红色文化资源特色，组织教师赴西北人民革命大学旧址等各类红色文化教育基地实践研学，开展重走校史路等形式多样的实践活动，让红色基因融入血脉、沁入心扉。选派优秀青年骨干教师赴党政机关和法治实务部门挂职锻炼，推动教师在实践中充分了解党情、国情、社情、民情。坚持把师德师风教育摆在各类培训工作的首位，开设“师德第一课”，积极开展全员师德网络培训，组织新入职教师开展入职宣誓，邀请时代楷模、全国模范教师等开展师德宣讲，引导教师争做“四有好老师”。完善教师发展工作机制，建立教师职业发展咨询指导服务平台，常态化开展教师发展咨询指导工作，建设教师专业能力提升工作坊，定期开展“科研能力提升”“教学技能提升”“跨学科研究”等活动，为教师提供培训、咨询、交流等多元服务，全面提升教师业务能力。 ——聚焦典型引领，提升教师内生动力。该校坚持发掘师德典型，讲好师德故事，发挥榜样激励示范作用。建立起多元表彰奖励体系，开展功勋教授和终身成就奖表彰，大力推进学统和道统承传，定期开展“师德先进”“教学名师”“最受学生喜欢的老师”等评选表彰活动，充分发挥优秀教师在立德树人中的示范引领作用。构建起多部门协作的全方位师德宣传矩阵，线上线下相结合，推出“优秀教师、先进工作者线上风采展”“为人师表”专栏，在教师流动工作室外墙设置人才风采展示墙，常态化宣传该校优秀教师先进事迹。将每年9月设立为师德师风建设月，组织召开教师节座谈会，举行教职工荣休仪式，开展慰问活动等，不断提升教师的幸福感、获得感。 ——聚焦考核监督，提升教师自身修养。该校始终坚持师德师风是评价教师的第一标准，严格落实教师师德考核，将考核结果记入教师个人师德档案，将师德表现作为人才引进、岗位聘用、职称评聘、职务晋升、工资晋级、干部选任、申报人才计划、申报科研项目、学习进修、推优评先等工作的首要条件。印发《西北政法大学教师职业行为负面清单及师德失范行为处理办法》，对存在师德失范行为的教师按规定严肃处理。开通了师德师风监督平台，并在网络平台及学校显著位置予以公示，定期走访学院，及时掌握师德信息动态，纠正不良倾向与问题。 ——聚焦教师需求，提升服务保障水平。该校大力支持青年人才，印发《加强青年教师队伍建设的若干措施》，从评优评先、职称评审、访学进修及子女入学等九大方面支持青年教师发展。定期开展“答疑解惑送服务，政策宣讲进学院”活动。常态化开通教师心理健康咨询通道，邀请心理咨询专家为教师提供心理咨询服务。建设教师流动工作室、长安学者工作坊、教师户外流动服务站，为教师提供舒适便捷的办公场所。将每周二定为“教职工社会保险服务日”,提供政策解读及服务工作。设立养老保险年检认证服务点，对行动不便教职工，主动上门办理社保业务。 近年来，该校教师思想政治工作和师德师风建设成效显著，14人获全国模范教师、全国优秀教师、全国人民调解专家、陕西省师德标兵、陕西省师德先进个人、陕西省教学名师等荣誉称号，3个集体获省级师德建设先进集体（师德建设示范团队）荣誉称号。

西北政法大学社区是以西北政法大学校区为区位划分的典型的单位型社区，成立于2002年10月，常住2650户，服务居民13650余人。从单一封闭到共治共享，社区坚持强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联动共建激发活力，使社区居民的幸福指数不断提升。 履新以来，西北政法大学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金山带领社区党支部发挥“因地制宜、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共驻共建”单位型社区优势，形成了“工作在单位、生活在社区、奉献双岗位、实行双监督”的党建共建机制；社区基础设施不断改善，文化活动丰富多彩，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能力明显提升，网格化管理、精细化服务等为民服务工作更加细化，服务质量不断提高，已成为广大教职工和居民生活和颐养的宜居家园。 党建引领守初心 小阵地攸关大党建。党的基层组织是城市工作最坚实的力量基础，必须始终以抓实基层党组织为关键，努力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社区发展治理优势。 金山和“两委”班子坚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扎实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在服务区域发展大局中强化担当，在履职尽责中凸显“头雁”效应，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以党员为先锋模范，团结引领广大居民群众听党话，跟党走。 通过开展党史理论宣讲、老党员说党史、党史知识竞赛、挖掘宣传先进事迹等活动，和在微信群随时随地学党史，让社区党员铭记党的奋斗历程，感受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全心全意为社区居民服务，践行党的初心使命。 “我们在党史学习教育过程中，通过举办零距离、面对面学习教育活动，让居民知党史、学党史，进一步拉近了党群关系。下一步，我们还会组织更多接地气的学习教育活动，让辖区居民对党史学习教育入脑入心。” 金山表示。 提升福祉暖民心 社区怎么改造？上任伊始，这个问题就摆在了金山的面前。社区住宅多为2000年前后建成的老楼，硬件设施老旧破损，给居民生活带来不便。 “关键小事”就是“群众大事”。为顺应居民群众对美好环境和幸福生活的迫切需要，金山在充分征求居民群众意见和建议的基础上，以提升居民生活品质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优化改造方案，确保老旧小区改造既能最大限度满足居民需求，又能提升社区风貌，打造优美宜居家园。 如今经过改造后的社区，基础设施更加完善、居住环境更加整洁美丽，居民生活品质得到明显提升。 为了让居民享受全方位的服务，社区对前来办理高龄补贴复审的居民热情接待，帮助老人完成复审。对行动不便、儿女不在身边、没有智能手机的老人，提供上门服务。 社区精准服务，到户到人到心。社区内80岁的老人朱奶奶，女儿患有精神疾病，因家庭生活困难，无法入院治疗。得知情况后，金山积极联系区、街道相关部门，为她们争取政策，办理了入院治疗手续。 从居民的需求和实际出发，金山还组织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营造和谐邻里关系的同时，更进一步增强了社区居民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为社区创造了其乐融融的和谐氛围。 同时，金山充分发挥西北政法大学资源优势，组织成立法治宣传志愿者服务队，深入到辖区周边工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服务农民工的普法宣传活动，为构建雁塔法治之城做贡献。 志愿服务献爱心 党建引领，志愿同行。依托党建引领，社区吹响志愿服务“集结号”。 金山牵头于2021年3月组建西北政法大学社区红十字会，吸纳辖区党员、团员青年等200多名志愿者参与，大力弘扬“人道、博爱、奉献”红十字精神，深入扎实开展红十字志愿服务活动。 社区通过开展“近邻亲，处处暖心”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对困难家庭进行走访慰问，将祝福和关怀送到他们的心坎上。 社区志愿者们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服务精神，发挥志愿者职业优势，开展了一系列传递文明、引导群众向上向善的志愿服务活动，助力城市发展，为创建文明城市贡献力量。 此外，社区还积极联系爱心企业共同启动爱心公益活动，为辖区居民进行健康义诊、知识讲座、免费理发、免费发放爱心蔬菜和水果等多种志愿服务，让居民群众真正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感受到社区带来的浓浓幸福感。 “志愿者们做了大量看起来很平凡却很有意义的事情。他们在奉献爱心的同时，也传播了文明，传播了责任和理想，这种“爱心”和“文明”最终汇聚成一股强大的暖流，温暖着每一个人。”金山说。 （陕西网记者 南楠）

现代化是人类历史上为数不多的最伟大社会变革之一，但现代化的过程远不是完全和谐的，往往伴随着紧张、矛盾和冲突，而且会形成各种社会问题。特别是近现代社会以来，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社会面对的问题并没有减少，反而不断聚集，风险社会成为现代化的代名词。在风险社会中最初造成一般性风险的因素大多具有单一性，但风险社会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常常会使一般性风险上升为整体性风险，甚至是恶性风险。当风险变成整体性风险时，政府、企业和公民将被迫成为命运共同体，需要共同应对风险并进行治理。在风险社会，责任承担的主体也不再具有单一性，社会责任的承担将由政府、企业为主体转变为由政府、企业和公民共同承担的三位一体架构。 一、风险社会要求公民从被动承担社会责任到主动履行 社会责任理论源远流长，进入近现代社会后，由于企业对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企业不断扩张，谋取剩余价值，贫富差距呈现两极化。特别是在古典经济学派反对国家干预经济生活，在自由放任的原则下，社会大众寄希望于企业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企业为了缓和这种社会矛盾，也进一步回应社会的需要，首先成为了社会责任的承担主体。 20世纪30年代后，频繁出现的金融危机，不断使社会陷入困境，对于经济和社会领域的治理理念也由亚当∙斯密转向了凯恩斯理论。国家正在从古典经济学中的“夜警”角色转变为干预、规范和弥补市场失灵的社会责任承担者。社会作为强制组织的特定表现越明显，也就越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国家。国家通过法律来实现国家干预，维护市场秩序，规范企业行为，保障社会福利，完善社会救济以起到平衡社会矛盾，履行社会责任的作用。这一时期，国家由此成为与企业共同履行社会责任、维护社会秩序的主体和重要保障。 2020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疫情很快席卷全球成为二战结束后全人类最大的挑战，各国联合抗疫，中国政府第一时间向世卫组织和主要发达国家通报疫情，分享科研数据，共筑人类命运共同体，各大企业纷纷转产医疗物资并慷慨捐赠。在疫情面前，国家和企业的做法充分体现了两者对社会责任的担当。但在严格的疫情防控措施下，仍然存在外出不戴口罩，拒绝检测体温，散布不实信息，隐瞒“接触史”，最终导致大量无辜群众被医学观察的情况，这样的事件在高风险社会，可能使政府和企业所付出的巨大努力瞬间化为乌有。疫情的暴发，长期的隔离，在一些地区激化了原有的矛盾，又形成了新的社会矛盾，一些地区甚至出现枪杀等暴力违法事件。在风险社会中，单一性的风险如果不能有效控制，随时都能生成复合型或恶性风险，现阶段公民已成为即国家、企业后，共同履行社会责任的三大主体之一。 现代社会治理需要公民充分履行社会责任，要实现公民社会责任由被动履行向主动履行的转变。现代政治社会要求公民应该主动参与民主政治建设，主动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主动构建社会主义信用体系。人民民主专政就是要人民当家做主，人民享有民主权利，人民为了更好地享有权利，自觉履行义务。在风险社会中，公民履行社会责任的程度已成为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体现，也成为现代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 二、风险社会引领公民实现社会责任的路径 公民社会责任的实现要建立在公民对社会价值认同的基础上，需要进行引领并有配套保障机制促进公民自觉履行。建成符合时代要求，与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社会责任体系，才能有效保障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真正促进社会全面发展，最终实现现代政治制度。通过公民自觉履行社会责任，让公民更好的享有自由和权力，充分展现人民民主专政的优越性，面对风险时充分体现主人翁精神，构建由国家、企业和公民共同担当的社会责任体系。 （一）树立主人翁意识引领公民理性价值 公民的概念是个舶来品，来源于西方，经宪法确认拥有公民资格后享有权利承担义务。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以家庭和亲属关系为起点，主人翁意识是公民社会责任在中国文化中的一种表达，主人翁意识较之公民的社会责任有更强的主观意识和自觉性。主人翁意识充分体现了公民个体在组织中的地位，充分说明了公民对组织的信任、热爱和认可。1919年，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中写道：“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中国是我们的家，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个大家庭的主人。主人翁意识是公民对自身社会责任的理性认同，这是一种自发的，由内向外的，理性思考战胜人性本能的认同，它是公民对社会责任理性思考的结果。相比公民的社会责任这一概念，在传统文化影响下，中国人更容易接受主人翁意识这种表达，它去除了公民社会责任中公民履行法律责任的被动。主人翁意识是每一个中国人对人民民主专政、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以人民为中心政治制度的有效回应，是公民在实现了利益最大化后、在劳动力实现个人所有权、在取得生产资料所有权和实现当家做主后的表现，这也是公民社会责任中国化的体现。 （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公民道德价值 进入现代社会，市场经济高速发展，在客观经济作为决定意识形态的核心要素下，个人主义成为了市场经济的一种表象，社会价值观在一时间也表现出了一定的多样性和分散性。社会普遍要求形成全社会的总体价值观，既要符合现代市场经济的要求，又体现时代特点，还能反映中国文化传统。这一统一整体的价值观导向，能够引导全社会价值取向，充分反映全社会的共同利益，这也是公民社会责任的基础和自觉履行的前提。党的十八大提出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我国在新时代社会道德价值的基础和指引，充分体现着全社会价值体系的根本性质和基本特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国家、社会和公民个人三个层面高度凝结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实践要求。公民履行社会责任的自觉性和主动性来源于公民自身所秉持的核心价值观，要与整个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基本一致或是比较相近。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公民社会责任道德价值的基本要求。爱国是中国人民的朴素情怀，历史经验一次次告诉我们，每当国家面临危难的时候，中华儿女绝不会袖手旁观。敬业是国家发展的动因，只有爱岗敬业、不断创新，国家才能生机勃勃，才能实现富强文明，才能实现伟大复兴。诚信是人们处理自身与社会、与他人关系的基础。现代社会是一个信用社会，信用是市场经济的基石，只有大家都已更高的标准来约束自己，社会才能更加和谐、市场才能更加健康。友善是人们对待社会、对待他人的基本态度，社会是人与人组建而成的，我们在人与人的交往中形成了社会关系，友善是我们崇尚的美德，是我们对他人和社会应有的基本态度。特别是在重大疫情风险发生时，因为爱国，才甘愿牺牲，才敢于担当；因为敬业，才会坚守岗位，绝不擅离职守；因为诚信，才会主动说明病情，实施自我隔离；因为友善，才不会歧视被感染的人群，才会主动伸出援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是公民道德价值的引领，更是引领公民社会责任的道德基础。 （三）党员干部的表率是公民践行社会责任的旗帜 我们党自诞生以来，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使命和初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党的十九大指出，我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有效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在风险社会中，每一名共产党员都要让人民群众通过党员自身的实际行动，看到党和国家需要公民履行什么样的社会责任，真正从思想和行动上感召广大人民群众自觉践行公民的社会责任。每当社会出现危机时，广大人民群众会首先观察身边的共产党员有没有坚守工作岗位、有没有身先士卒、有没有冲在一线。在危难时刻，只有党员干部作出表率，主动“站起来、站出来”，履行职责、敢于担当，自觉履行公民的社会责任，普通公民自觉履行社会责任的意识才会被更好地激发，才会被引领，最终形成一种社会氛围，形成一种价值取向。 （四）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充分保障风险社会公民社会责任的实现 全面依法治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依据和保障，要用法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实现，特别是在发生重大社会风险时，更要在法治的框架下应对风险，牢固树立法治观念，秉承法治精神。越是在风险危机的时刻，越要坚决通过法律维护社会秩序，对国家责任、中央与地方责任、企业责任、公职人员责任以及各主体之间的责任关系进行风险分配，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为充分保障公民自觉履行社会责任留下空间。 首先，坚决依法防范风险。在风险社会中，风险的发生是常态化的、随机性的和叠加式的，依法防范风险并不是说法律能够阻隔风险的发生，而是要用法律思维预防风险、化解风险、用法律程序处理风险、通过法律责任落实风险分担，做到程序科学、主体清晰、责任明确。在风险社会要让国家、企业和公民在一个法治的环境中运行，既充分保护了各方共同利益，又共同分担因风险而产生的责任，让所有规制风险的行为都在法治的轨道上运行。 其次，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形成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风险社会中，从主动履职的意愿强弱划分，最强的是国家，最弱的是公民。公民的社会责任大都是被动责任，除了之前说过的需要社会共识、共同的价值目标以及党的引领外，公民大都处在一种观望状态。风险是一种偶发状态，而社会法治环境是一种常态，在常态化环境下如果不能严格执法，出现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和徇私舞弊的状况，如果不能公正司法，出现问题不能严格执法或是“甩锅”社会的现象层数不穷。那么当风险发生时，公民也不会自觉、主动履行社会责任。当发生各主体之间、各主体与社会之间形成纠纷时，要有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及时处理，多方化解，不要将纠纷升级为矛盾，“案结事了”是处理纠纷的最终目标。 最后，不断完善公民自觉履行社会责任的保障体系。公民自觉履行社会责任是一种被迫责任到自觉责任的转变，是一种为他人负责到为社会负责的升华，是一种法律责任向道德责任的提升。公民社会责任的自觉实现除了需要认同、培养、教育和引领外，还需要有一套完备的保障体系，在这里我们更多探讨的是物质保障体系。在公民自觉履行社会责任时，应充分保护公民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国家应主动设立救助金或奖励金，以应对公民在履行社会职责时造成的人身和财产损害，这样公民在履行社会责任时才无后顾之忧。 （作者系“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法治宣传专家团成员，西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院长）

2021年8月20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官法》（以下简称《监察官法》），自2022年1月1日起施行。 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以下简称《公务员法》），自2006年1月1日起施行。该法第三条第一款规定，公务员的义务、权利和管理，适用本法。那么，《监察官法》和《公务员法》有什么关系呢？ 《监察官法》第六十六条规定：有关监察官的权利、义务和管理制度，本法已有规定的，适用本法的规定；本法未作规定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这一条清楚地告诉我们，二者是特别法与一般法的关系。特别法与一般法是法学理论上的两个概念。特别法是对于特定的人群和事项，或者在特定的地区和时间内适用的法律。一般法是对一般情况有效的法律。二者是相对而言的，例如，甲法对于乙法是特别法，但对于丙法可能是一般法。就《公务员法》和《监察官法》而言，前者是一般法，后者是特别法。在法律适用中，有特别法时，优先适用特别法，没有特别法时，适用一般法。《公务员法》第三条第二款规定，法律对公务员中领导成员的产生、任免、监督以及监察官、法官、检察官等的义务、权利和管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可见，该法为《监察官法》预留了空间。 《监察官法》与《公务员法》的具体关系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监察官是公务员的组成部分，是公务员中的特殊群体。《公务员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公务员，是指依法履行公职、纳入国家行政编制、由国家财政负担工资福利的工作人员。本条规定了公务员的三个条件，监察官也完全符合这三个条件，所以，监察官也是公务员。同时，《监察官法》第三条规定了监察官的范围和四种类型，他们的共同特征是依法履行国家监察职责，这又是监察官和其他公务员的区别，体现了监察官的特殊性。 其次，《公务员法》和《监察官法》在立法体例上都实行全程管理原则。公职人员的全程管理是指从进口到出口的全过程管理。进口是指公职人员的录用，无论是《公务员法》还是《监察官法》，在录用环节，都要求平等竞争、择优录取。《公务员法》第二十三条要求，录用担任一级主任科员以下及其他相当职级层次的公务员，采取公开考试、严格考察、平等竞争、择优录取的办法。《监察官法》第十六条要求，录用监察官，应当依照法律和国家有关规定采取公开考试、严格考察、平等竞争、择优录取的办法。在任职期间，公务员的管理环节包括任免、考核、交流、培训、回避、奖惩和申诉等。出口包括退休、辞退、辞职等。 再次，监察官由于其职责的特殊性，法律设定了更高的标准和更严的要求。公务员是党和国家政策法律的实施者，《公务员法》对其素质作出了很高的要求，该法第七条规定，公务员的任用，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坚持五湖四海、任人唯贤，坚持事业为上、公道正派，突出政治标准，注重工作实绩。《监察官法》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针对监察官的地位和职责，该法第四条要求，监察官应当忠诚坚定、担当尽责、清正廉洁，做严格自律、作风优良、拒腐防变的表率。在任职条件上，监察官必须具备高等学校本科及以上学历，《公务员法》则无此要求。同时，《监察官法》设置了严格的负面条件，如被撤销中国共产党党内职务、留党察看、开除党籍的不得担任监察官，而《公务员法》的要求则是被开除党籍的才不得录用为公务员。打铁还需自身硬，监察官是其他公务员的监督者，为此，《监察官法》设置了更为严格的规定，促进监察官提高自身免疫力，防止出现“灯下黑”。 除此之外，《监察官法》立足监察工作团队协作、集体作战的特点，没有实行员额制管理。该法从监察工作的性质出发，对监察官的职责、义务、权利、等级、惩戒和职业保障等作出规定，明确了监察官违纪违法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要求监察官从事超出法定职责范围的事务。 最后，监察官的部分管理环节和其他公务员相同，《监察官法》对此没有重复规定，应当适用《公务员法》，如工资、福利、保险、辞职、辞退、退休等。有些环节两部法律都有规定，属于相互补充关系，并不矛盾。如回避，《公务员法》第七十四条至第七十六条分别规定了任职回避、地域回避和公务回避，《监察官法》第四十七条的规定属于公务回避，那么，监察官的任职回避和地域回避就应当适用《公务员法》，公务回避则适用《监察官法》。再如，两部法律都规定了考核、培训和晋升环节，其基本原理是相通的，这些规定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作者系西北政法大学纪检监察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维护多边主义 完善全球人权治理 ——来自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四十八届会议云上边会的声音 光明日报记者 卢重光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8届会议日前在日内瓦召开。中国人权研究会在北京、武汉、西安、重庆等地举办系列云上边会，邀请国内外相关专家学者，围绕多个人权相关话题进行研讨。 　　9月15日举行的“工商业与人权：新理念、新实践”国际研讨会上，与会人士普遍认为，中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为世界工商业发展与人权领域实践贡献了中国智慧。武汉大学人权研究院执行院长张万洪指出，引导工商业在国际社会积极探索、勇于承担尊重人权的责任，是一个重要课题。中国政府积极推动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和行业指南出台，促进工商界在对外经贸合作投资中遵循《联合国工商业与人权指导原则》，实施人权尽责，履行尊重和促进人权的社会责任，呈现出新时期工商业尊重人权的新范式。挪威人权中心学术主任、奥斯陆大学法学院教授巴德·安德森对中国近期发布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2025年）》中明确提及工商业与人权这一重大议题表示赞赏。他认为，在中国有来自不同行业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良好实践，值得国际社会进一步研究和分享。南开大学人权研究中心副主任唐颖侠指出，工商业与人权议题在中国各项政策及企业、行业协会的实践中蓬勃发展，这是中国人权事业不断发展的重要体现。 　　9月24日举行的“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与人权事业发展”云上边会上，西北政法大学校长、人权研究中心主任杨宗科表示，西藏和平解放70年来，对西藏各族人民权利的整体保护、全面保护、主动保护以及实质性保护，充分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保护少数民族权利的制度优势和实践特点，为世界人权保护提供了生动的成功案例。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社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格桑卓玛说，西藏的减贫实践是成功的，营造了公平正义的人权发展环境，增强了西藏贫困人口参与发展和平等共享发展成果的能力，切实保障了西藏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是西藏人权事业的历史性成就。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方素梅认为，西藏和平解放70年来，卫生健康事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卫生健康服务体系逐步完善，西藏人民的健康权益得到了有效的保障。政府对农牧区医疗补助标准不断提高，实行健康扶贫战略。西藏妇幼保健工作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同时国家对藏医药的传承创新发展高度重视。 　　9月25日举行的“美国侵犯阿富汗人权问题”国际研讨会上，来自中国、法国、尼泊尔、荷兰、日本、巴基斯坦等国的40余名专家学者、媒体代表、外交官与会。中外专家学者表示，美国在阿富汗侵犯人权的行为应当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中国人权研究会副会长、西南政法大学校长付子堂说，美国发动的阿富汗战争对阿富汗人民的人权造成了严重侵害，对阿富汗周边国家人民的人权造成了严重威胁，美国不顾阿富汗人民的意愿强行推销美式“民主”“自由”“人权”，其干涉主义的霸权行径只会遭受失败。荷兰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跨文化人权研究中心教授李彼德认为，阿富汗战争实际上是美国借“9·11”事件对阿富汗实施的报复行为，美国不会公开阿富汗战争的档案，美国和其盟友也不会为其罪恶行径负责，美国的好战行为给世界带来了巨大灾难，所谓的美式“民主和人权”只不过是美国自导自演的一场闹剧。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人权研究院教授克里斯蒂安·梅斯特表示，美国对阿富汗的军事占领是一种政治霸权，是彻头彻尾的失败，阿富汗撤军引发欧洲其他盟友国家不满，欧洲应当重新审视与美国的关系。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代表团副代表麦哈迪·阿里·阿巴迪表示，美国对阿富汗的非法军事干预行为是美国和西方国家在保护发展中国家人权方面虚伪的象征，人权变成了美国和西方国家操弄其政治议程的工具，美国在疫情期间继续对阿富汗实施单方面制裁的卑劣行径将会被世人所铭记。 　　9月24日举行的“新疆：讲述真相，拒绝抹黑”主题边会上，多位来自中国、巴基斯坦、英国的相关领域专家学者发言，介绍新疆繁荣发展真实情况、揭露少数西方国家对新疆进行污蔑抹黑的行径。中国民间组织国际交流促进会副会长徐绿平指出，一段时间以来，少数西方国家为谋取自身利益最大化，大肆制造、散播涉疆谎言，恶意抹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用心极其险恶，面目极其丑陋，其行径为各国正义人士所不齿。英国学者马丁内斯表示，自己近年到访新疆时，根本没有看到任何“文化灭绝”“宗教压迫”的现象。少数西方国家对中国新疆“侵犯人权”的指控毫无根据，所谓新疆人权问题是美国一手炮制的，目的就是要遏制中国崛起。巴基斯坦巴中学会执行主任穆斯塔法结合亲身经历指出，中国政府开展的反恐怖主义和去极端化斗争，有效保障了新疆各族人民群众的基本权利，维护了社会和谐稳定。反观美国，以反恐为幌子，粗暴干涉他国内政，在阿富汗、伊拉克、叙利亚等地肆意燃起战火，严重侵犯和践踏了当地民众人权。 　　9月26日举行的“科技发展与人权保障”云上边会上，中国政法大学校长、人权研究院院长马怀德表示，科学技术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动力，尊重和保障人权是现代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两者的本质都是追求人的自由和发展。维也纳世界人权大会原协调员约翰·佩斯认为，应进一步研究信息技术的人权风险，在国家和国际社会层面对信息技术的人权风险进行规制，在积极推动相关领域企业履行人权保护责任的同时，提升他们的人权意识和责任意识。中国政法大学特聘教授古德蒙德·阿尔弗雷德松表示，科技为人类的生活质量和生产活动创造了诸多便利，人权事业也从中获益，需要进一步制定国际规则、加强团结协作，共同预防并阻止可能发生的侵权问题。 　　9月28日举行的“公正合理国际秩序与人权保障”云上边会上，来自中国、英国、日本、委内瑞拉等国的社会组织负责人及专家学者围绕全球人权治理面临的新挑战、践行多边主义促进国际人权合作等议题展开研讨。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门立军认为，疫情之下，不少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民生受到严重影响，全球发展不均衡继续加大。公共卫生、反恐、气候变化等领域的非传统安全威胁对世界人权事业影响也日益凸显。英国教育专家盖瑞·麦卡洛克表示，疫情给全世界带来挑战的同时也引发了人们的反思，为完善全球人权治理带来新机遇。以教育行业为例，疫情令人们反思潜在的教育不平等现象。在线教学的迅速发展为全球教育事业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政治所副所长姚琨认为，“世界不需要‘人权教师爷’，美国须先检视自身。”美国等国家不仅历史上人权记录劣迹斑斑，疫情之下也存在系统性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将人权问题政治化等情况。 　　（光明日报北京9月30日电） 　　《光明日报》（ 2021年10月01日 0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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